2014年，欧盟理事会发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指令》，规定了欧盟在服务贸易等诸领域的谈判目标。

一如我在后记中所提到地那样，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持续了3年多，到2011年年底才最终完成，并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二、针对那种认为笔者是带着有色眼镜和既定结论来从事宪法中土地条款解释的批评意见，笔者无法完全否认，而且也没有必要完全否认。

认识到了上述缺陷后，笔者毅然放弃了尽快出版博士论文的想法，着手开始研究如何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和处理宪法中的土地制度条款。正当化的过程则是指运用逻辑证明言说之结论具有正当性的过程。无论如此，这种情况都应当着力避免。而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已经向法释义学回归，并努力实现社科法学和法释义学的融合。2016年5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法学研究》编辑部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专门就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宪法条款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们纷纷提出他们各自的研究结果和宪法解释方案。

但在面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必须注意，现行宪法序言同时也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韩大元教授以及那些在我思想和研究方法转折点上给予帮助和指点的胡锦光、林来梵、焦洪昌、张翔、李忠夏、王旭、谢立斌、陈征等诸位教授。三、监察机关调查权的行使方式 为有效地展开党纪调查、政纪调查和刑事调查，监察委员会可依法行使十二种调查职权。

但是，改革者在充分照顾到反腐败调查的有效性的同时，却将党纪调查、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混为一谈，无法兼顾刑事调查的特殊性，大大降低了刑事调查的法制化水平。而根据各地检察机关的改革探索，逮捕越来越具有诉讼化的构造，检察官要通过举行听证会来听取侦查人员和嫌疑人一方的意见。从形式上看，这些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相应侦查程序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2018年《监察法》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规定监察机关依据《监察法》所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都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长此以往，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犯罪事实的调查，既无法满足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能力要求，也难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不过，这种调查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在充分显露其制度缺陷的情况下，改革决策者迟早会重视这一问题，并进而推动新的改革进程。

名义上，尽管监察机关所要进行的是补充调查，而不是补充侦查，但这种补充调查其实与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已经具有补充侦查的性质和效果。但是，监察机关单轨调查制度的确立，却使得监察机关的调查成为一种完全封闭的过程，检察机关无法介入其中，也无法对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进行监督，也无法对监察机关非法的取证行为加以制止，更无法在监察机关调查终结之前进行专项核查。检察机关即便对监察机关展开法律监督，也只能等监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才能进行事后的监督。这很显然是考虑到在党纪调查、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合二为一的体制下，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并不需要达到刑事调查所要达到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因此，需要在前两种调查与后一种调查之间寻找一种适当的平衡。

但在案件被移交刑事调查之后，被调查人具有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这种调查其实就具有侦查的性质，当然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辩护律师也应当有权利参与调查活动，为委托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在这种案件中，监察机关的立案和调查就已经具有刑事立案和刑事侦查的效力了。二是正式政务处分，对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可以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除了极少数参与监察体制改革的学者赞同改革决策部门的观点以外，绝大多数法律学者都认为监察委员会不行使侦查权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也对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不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唯有将监察委员会的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加以相对分离，才能使这两类调查受到各不相同的法律约束，避免调查权的滥用，保障被调查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那些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出现刑事误判的问题。坦率地说，相对于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限制而言，《监察法》对技术调查措施的程序规范在法制化水平上低不了多少。

该部门对于那些涉嫌违纪、违法或者犯罪的公职人员，经过调查，认为其中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构成违反党纪的，就可以将调查报告提交拥有党纪处分权的党内部门，后者以此为根据作出党纪处分。又如，对于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可以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这一标准也就大体相当于民事诉讼所需要的证明标准。所进行的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活动，需要遵守行政调查所要遵循的一般要求。在笔者看来，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体制唯有走双轨制的改革之路，贯彻最基本的法治理念，使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受到有效的约束和控制，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同样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要比留置具有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也要经过检察机关的专门审查批准程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司法审查机制，逮捕后的羁押场所也确定为专门的看守所，羁押期间存在着监管人员的第三方监控，可以大大减少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假如我们要找一个与这种政纪调查相对应的参照系的话，那么，公安机关内部的治安行政部门所进行的行政调查，就与这种政纪调查具有相似的性质，也要达到与之相适应的证据要求就可以了。既然如此，这种调查权当然不具有侦查权的属性，也不必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

五、走向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双轨制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监察委员会借助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威和资源，实现了对公职人员检查的全覆盖，强化了反腐败资源的有机整合，也促进了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的程序衔接。由此看来，假如不转变思路，而坚持各自观点立场的话，这种争论势必会陷入一场死局，将难以走出困境。

在这种双轨制下，纪委监察部门最多只能做出党纪政纪处理，尽管存在双规等有争议的做法，但至少不干预检察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后者执行刑事诉讼法，这是没有问题的。根据这种调查的性质和后果，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可以被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强制性调查，也就是通过限制或者剥夺被调查人财产权所实施的调查活动，包括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等措施。

尽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并不需要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这种调查却需要达到刑事诉讼法所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并适用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搜查中提取的物证、书证，未附有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相反，赞同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为侦查权的人士，所重视的则是刑事调查权的危险性，认为这种调查的证据全都可以作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这种调查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刑事侦查，而成为检察机关认定被调查人构成职务犯罪的重要来源。但恰恰相反，我国近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却朝着扩大辩护权适用范围的方向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获得律师的帮助。《监察法》所确立的各项调查措施，尤其是留置措施，都可以在这一环节得到适用。考虑到在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转隶监察机构之后，原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已经不复存在，而监察委员会已经全盘接手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监察委员会的刑事调查就是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延续和替代。

考虑到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不执行刑事诉讼法，而只执行《监察法》以及关联法规，而后者无论是对取证主体、取证手段、证据形式的要求，还是对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都是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者更多地看到了这种单轨调查体制的优势，尤其是发现了既往反腐败资源过于分散所带来的效率低下、重复工作甚至惩治不力的问题。

根据权威的解读，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了 国家监察全覆盖，完成了国家反腐败资源的有机整合，使得行政监察（监察部门）、刑事调查（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机构）以及预防腐败（预防腐败部门）等被统一整合进监察委员会之中，实现了监察委员会（国家层面）与纪委（党内层面）的一体化。一、引言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文简称《监察法》）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这标志着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最终完成。

一些学者指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具有侦查之实，所收集的证据材料都可以直接移送检察机关成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这种调查既剥夺了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也侵犯了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这种调查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等于脱离了有效的法律控制，不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无法保障被调查人基本的辩护权，甚至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全都规避了法定的立案和侦查程序。但是，监察机关单轨调查制度的确立，却对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程序要求，而对刑事调查的程序限制却较为宽松，以至于无法达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所提出的最低要求。

应当说，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技术侦查措施一样，《监察法》所确立的技术调查措施，大体包括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等多种特殊调查手段，都属于对被调查人的通讯、行踪、谈话、会面等活动进行全程监控的秘密调查手段，会对被调查人的自由、隐私、尊严等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例如，在诸如谈话、询问、讯问方面，《监察法》没有规定应当有两名调查人员在场参加，没有确立个别询问（讯问）的规则，没有告知被调查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尤其是有辩护的权利。对调取、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应当设立专用账户，由专用场所的专门人员妥善保管，等等。这本身对于有效地惩治腐败、维护政治的廉洁性乃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改革。

其次，按照《监察法》的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达到刑事诉讼法所提出的证据要求和标准。03、技术调查措施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权力。

后者经过审查，认为发生了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可以作出立案决定，案件由此进入侦查程序。在侦查期间，侦查人员可以在党纪政纪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调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来收集证据，形成案卷笔录，并需要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标准。

而刑事调查部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侦查部门。由此，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同时具有党纪调查、政纪调查和刑事调查的性质。